1950年某天，粟裕到北京开会，时任军委作战部部长的李涛陪同吃饭，席间偶然聊起来一年多前的淮海战役。 李涛深有感触的说了一句： “当年你建议三个纵队暂不过江是对的，如果不是这样，派几万人到敌后去，要站不住脚。所以中央同意了。” 图|李涛 李涛这一席话无疑说明，当年粟裕斗胆直陈，这封电文他是明确看到的。 事实上，与绝大多数在前线带兵打仗的将领不同，李涛这个名字在过去许多年时间里，都是默默无闻的，可虽然如此，却并不代表他不厉害。 据说解放战争时期，毛主席、朱德、周恩来围在桌前，讨论到某个关键节点时，毛主席总是习惯性地抬起头，问了一句： “老李的意见呢？李涛怎么看？” 杨尚昆后来谈及李涛时也坦言： “李涛这个同志是个非常厉害的人，他对于敌人的每个军、每个师甚至前身是什么，以后经历过什么改编，现在还有多少人，他都记得非常清楚，也真的是一个好参谋。” 从瑶山走出的“活字典” 李涛是瑶族人，1905年出生在湖南汝城县延寿瑶族乡的一个书香门第，祖父和父亲都是晚清秀才。 按常理，他本该沿着读书应试的老路走下去，可1920年代的湖南山乡早已被新思潮搅动，他在郴州省立第七联合中学读书时接触了进步思想，1925年因参加爱国学生运动被学校开除。 1926年春，李涛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他和朱青勋在郴州组织了汝城第一个党组织——中共汝城县小组，大革命时期，李涛受中共郴州特支指示，回到汝城开展党建运动。 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同年8月惠（州）潮（州）梅（县）农军总队迁来湖南汝城，同当地的农军进行了合编，李涛出任了合编后的工农革命军第二师第一团一营党代表，队伍在桂东一带配合主力行动。 起义受挫后部队辗转撤退，他在汝城第一次见到了朱老总，后来回忆那次见面时记得清清楚楚： “朱德同志讲了一番革命道理，号召大家共同努力打倒反革命的蒋介石，并说要准备找一个适当的地区来建立根据地。这是我第一次看见朱德同志。” 起义失败以后，李涛遵照中央指示，先后在广州、香港工作。 1929年，李涛调赣西南苏区，先后出任江西红军独立第2团第2游击大队政治指导员，红6军第1纵队3支队、第3纵队8支队政治委员，红3军第1纵队、第7师政治委员、红13军39师政委。 至此，李涛正式踏上了他的革命军事生涯。 1930年第一次反“围剿”。李涛任红三军第一纵队第七师政委，和师长陈伯钧一起率部在龙冈山区顶住了张辉瓒部数倍兵力的猛攻，为红军主力合围争取了时间，最终全歼国民党军第18师师部和两个旅，活捉了师长张辉瓒。 也是在那一仗打完，李涛养成了一种旁人不太注意的习惯：战斗间隙反复回忆接触过的敌军部队，番号、火力配置、军官口音、补给路线，凡是能记住的细节全往脑子里装。 虽然那时候的李涛还没有往参谋的方向转变，但却已经初步建立起来这样一个思维。 不过，当时的中央红军还受到左倾错误的影响，李涛也因为支持毛主席的正确决定，被免去了师政委，改调到了红一方面军政治部敌工部任部长、红9军团政治部主任和政治保卫分局局长。 长征开始后，李涛的角色发生了一次关键转折。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突围西进，李涛被调到政治保卫局红军工作部任执行科科长，不久后接到一项让他心里打鼓的任命：军委纵队司令员。 这个番号听起来像个作战单位，实际上却是直属中革军委的机关单位，承担的是保卫中共中央机关、中革军委和苏维埃政府机关安全的任务。 当时，时任军委纵队司令员的是刘伯承，但刘伯承因为兼任红军总参谋长，无法分身，而军委纵队副司令员叶剑英又被调往红三军团工作，刘伯承、叶剑英商量以后，考虑到李涛当过红军师长，实实在在带兵打过仗，希望他能接任这个职务。 李涛后来对人说过，带一个师打仗他有底，扛起整个中央机关的安全，那副担子压得他几天睡不踏实。组织上没给他犹豫的时间，他也没让组织失望，这支背负全党命脉的队伍穿雪山过草地，突破一道道封锁线，中央机关的安全始终没出过纰漏。 直至四渡赤水以后，中央红军面临的危险缓解了许多，刘伯承才又重新兼任了军委纵队司令员，李涛则改调军委纵队政治部主任。 到陕北以后，李涛有段时间一直在做统战工作，抗战爆发后，他还曾跟随叶剑英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南岳衡山举办的游击干部训练班任政治教官。 皖南事变后，李涛奉命撤回延安，抵达西安附近时竟然被国民党当局扣留，国民党军告诉随行人员，只要李涛一个，其他人不管。 面对生死危机，李涛谈笑自若，他对身边的人说： ”你们回延安，代我替毛主席和朱总司令问好，就说李涛是他们的好学生，不管出什么事，我都忠于共产主义。“ 消息传回延安以后，中央立刻指派周恩来亲自前去交涉，必须无条件释放，李涛这才幸免于难。 一本“账本”让毛主席批了两个字 抗战后期，李涛被调回延安，进入军委系统。1942年出任军委作战部副部长，协助军委参谋长兼作战部部长叶剑英抓二局(情报)、三局(通讯)、高参室、警备团的工作，
